《水滸傳》讓毛澤東贏了蔣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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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這樣一部歷史名著,對中國革命影響非常之大。毛澤東從中汲取了許多有益的“營養”,靈活運用於革命理論與實踐活動,終使“星星之火”得以“燎原”;蔣介石忽視了這部小說的社會影響力,忽視了其蘊藏在民眾中巨大的生命力與感召力,從而導致其“剿匪”越剿越多,最終黯然告別大陸。

這部歷史小說,就是作為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滸傳》。

毛澤東一生都喜歡閱讀《水滸傳》,即使是在戎馬倥傯的戰爭年代也從未間斷。他與《水滸傳》幾乎須臾不離:在江西蘇區受到排斥、退隱讀書時的書單上有《水滸傳》;在長征和轉戰陝北的多次戰略轉移中,經過再三精簡的行裝中仍然保留著一套《水滸傳》;在延安整風中,《水滸傳》是他圈定的閱讀書目……他在寫文章和講話以及日常談話中常常引用《水滸傳》中通俗易懂的故事,以之鼓舞與教育廣大指戰員們。

“八七”會議選舉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按理說須去上海黨中央機關工作,但他謝絕了這樣的安排。他說,我不願意去住高樓大廈,我願意上山下湖,去交綠林朋友。可見其受《水滸傳》中嘯聚山林、縱橫江湖的綠林好漢的影響之深。

秋收起義時,毛澤東率部進抵寧岡古城,巍巍井岡盡在眼前了。毛澤東風趣地對他的戰友說:“《水滸》上有個梁山泊,皇帝老子的千軍萬馬拿他們也沒法子。你們曉得不,前面的這座大山裡,就有兩個綠林朋友:一個叫袁文才,一個叫王佐,反動派就是奈何不了他們哪!井岡山地勢險峻,我們可以關了東面打西面,關了南面打北面,敵人奈何我們不得。在這兒,我們可以居高臨下,看得清、打得准。”

10月6日,毛澤東親自會見袁文才,並以100條槍作為見面禮,袁文才十分高興,當即送600銀元給工農革命軍解決給養問題。不久王佐也同意工農革命軍進山。10月底,在連綿的秋雨中,毛澤東率領隊伍進駐井岡山,駐紮在茨坪。井岡山一時成了中國革命的新起點。

毛澤東對《水滸》的喜愛從迪克·威爾遜的描述就可見一斑:1930年3月,“當時毛的全部行裝有兩床毯子,一條布被單,兩套普通的灰軍服,一件銀灰色的毛衣,一件舊大衣,一把破雨傘,一個吃飯用的缸子,和一個九層的灰色掛包,他用的地圖、檔、書籍——其中有一部他少年就喜愛的《水滸傳》,都裝在這個掛包裡。”(迪克·威爾遜:《歷史巨人——毛澤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141頁。)

1934年紅軍被迫開始長征,途中,毛澤東談到紅九軍副軍長許世友的武藝時說,“都趕上景陽崗那個打虎英雄武松了”;在八路軍一一五師政委聶榮臻開闢晉察冀邊區時,毛澤東稱讚聶是“新的魯智深”。 1938年,在一次關於保衛工作的談話中,他說:《水滸傳》梁山上有軍隊有政府,也有保衛偵察這些特務工作。一百零八位高級將領中就有做特務工作的。梁山的對面,朱貴開了個酒店,專門打探消息,然後報告上面。如果有大土豪路過,就派李逵去搞了回來。”“神行太保戴宗就是做城市工作的。祝家莊沒有城市工作就打不開。”

長征途中,還發生過這樣一件趣事。有一次,因隨身帶的書看完了,到一個村子駐紮後,他對警衛員講:“你去給我弄部《水滸》和《三國》來。”警衛員找到一戶讀書人,說要借個“水壺”和“仨鍋”用。老先生看了看他,知道他是為窮人打天下的紅軍,就把自己正用的水壺借給了他,並說家中沒有三口鍋,只有一口,自家每天都得用,實在騰不出來。警衛員謝過老先生,提起借來的水壺,興奮地去見毛澤東,一進門就說:“主席,水壺拿來了,仨鍋沒找到。”毛澤東抬頭一看,禁不住笑了。他把警衛員叫到身邊,耐心地告訴他:“我要的不是燒水的水壺,也不是燒飯的大鍋,而是中國的古代名著《水滸傳》和《三國演義》。這是兩都古書。”說罷,又拿來一片紙在上面寫出來,交給了警衛員,告訴他今後要注意抓緊時間學習,“幹革命可不能鬧笑話呀”!(見《璀璨的星系》一書,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

1939年7月毛澤東在陝北公學做題為《三個法寶》的演講時稱:自己帶隊伍上井岡山是“沒法子,被逼上梁山”。毛澤東在談到梁山第一任領導王倫時說,“白衣秀士王倫不准人家革命,結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談到戰爭的勝利,關鍵在於明瞭情況,方法對頭時,毛澤東在又舉了《水滸傳》的例子。他說:“《水滸傳》上宋江三打祝家莊,兩次因情況不明,方法不對,打了敗仗,後來改變方法,從調查情形入手,於是熟悉了盤陀路,拆散李家莊、扈家莊和祝家莊的聯盟,並且佈置藏在敵人營壘裡的伏兵,第三次就打了勝仗。”由此匯出了偵察敵情、分化瓦解敵人等戰術思想。可見,毛澤東從《水滸傳》中吸取了不少軍事辯證法思想。他還說:“《水滸傳》中的三打祝家莊,為什麼要打三次?我看宋江這人有頭腦,辦事謹慎,前兩次是試探,後一次才是真打。我們幹革命,就得學宋江,要謹慎。”

早在江西革命根據地的時候,紅軍遊擊隊裡有些幹部不注意瞭解當時的社會狀況,往往離開實際情況去估量政治形勢,指導工作,因而出現了許多問題和錯誤。毛澤東批評這種人是“李逵式的官長”:那些李逵式的官長,看見弟兄們犯事,就懵懵懂懂地亂處置一頓。結果,犯事人不服,鬧出許多糾紛,領導者的威信也喪失乾淨,這不是紅軍裡常見的嗎?(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112頁)《水滸傳》中的李逵樸實豪爽,對農民革命事業很忠誠,但頭腦簡單行事魯莽。毛澤東將紅軍中“懵懵懂懂”處事的幹部比做“李逵式的官長”,是批評他們工作方法簡單粗暴,同時也肯定了這些人對革命事業的忠誠,因而使被批評者心悅誠服,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他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以林沖打翻洪教頭為例,說明戰略退卻的必要性:誰人不知,兩個拳師放對,聰明的拳師往往退讓一步,而蠢人則其勢洶洶,辟頭就使出全部本領,結果卻往往被退讓者打倒。《水滸傳》上的洪教頭,在柴進家中要打林沖,連喚幾個“來”“來”“來”,結果是退讓的林沖看出洪教頭的破綻,一腳踢翻了洪教頭。(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203頁)“兩個拳師放對”,在戰場上屬於單兵動作,是士兵個體的戰鬥行為,可是毛澤東卻從中發現了戰略退卻的大問題。用《水滸傳》的小故事來說明大道理,顯得生動、具體,文化程度不高的幹部、戰士也一聽就懂。

在《論人民民主專政》這篇著名的文章中,毛澤東將反動派比做吃人的野獸。他告誡人們,在野獸面前“不可以表示絲毫的怯懦”:我們要學景陽崗上的武松。在武松看來,景陽崗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樣,不刺激它也是那樣,總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473頁)

解放戰爭勝利前後,毛澤東又多次談到《水滸》一書。

1947年8月,在陝北沙家店戰役結束後,毛澤東和警衛員李銀橋說:“小時候看《水滸》,只知道殺富濟貧,不懂得反封建;大點了,看《盛世危言》,以為有了外國的技術、機器和槍炮就行,還是不懂反封建。”(權延赤:《衛士長談毛澤東》,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241頁。)

1949年12月26日,毛澤東在蘇聯訪問。他在處理完一些事後,走進會客室裡散步。他推門出來,看到汪東興在看書,便問道:“又在看什麼書?”汪東興說:“在中國大使館借了一部《水滸》。”毛澤東說:“《水滸》這部書有一百回本,有一百二十回本,你看的是哪種?”汪東興回答說;“我借的這部書是一百二十回的線裝本。”毛澤東說:“有時間就看點書是增加知識的辦法之一,孔子說,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汪東興日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66頁。)

上世紀60年代,正是亞非拉許多國家的民族革命風起雲湧的時候。不少國家和政黨的領導人來中國“取經”,他們除了向毛澤東請教武裝鬥爭的辦法外,還常常問起毛澤東是如何成為戰爭大師的。毛澤東的回答是四個字:逼上梁山。他進一步解釋說,我沒有準備打仗,是一個小學教師。幹革命後也沒想到槍桿子。沒有想到蔣介石那麼厲害,到處抓人殺人,不要我們活了,一下字把我們打入地下。這七逼八逼,把我們逼上了梁山。

毛澤東晚年還評過《水滸》。1973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接見部隊領導的談話中,勸人們讀古典小說,他說:“《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摒晁蓋於108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鬥爭,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鬥爭。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臘。”

與毛澤東相比,蔣介石在傳統文化為我所用方面就差遠了。兩人之高下,稍比立見。劉繼興前一段細閱了陳人康口述的《回憶我的父親開國上將陳士榘》一書。陳人康在此書中說,父親陳士榘曾親口告訴他,蔣介石禁了不少馬克思主義等革命書籍,他犯了個大錯誤就是沒有禁《水滸傳》等書。

該書中有這樣的話:“談到這裡父親特意說,如今井岡山在幾代人眼裡都是和神聖的,因為這裡的星星之火燎原了全國革命的熊熊大火。但是,井岡山根據地成立也的確帶有很濃重的農民氣息,其實很多參加革命的人都受到了《水滸傳》等古典小說的影響,因為這樣的書宣傳的一個宗旨就是‘殺富濟貧’。

父親還笑著說,蔣介石禁了不少馬克思主義等革命書籍,他犯了個大錯誤就是沒有禁《水滸傳》等書,因為很多農民根本接觸不到馬克思主義的書,而且你給他看他也看不懂,如讀天書。而《水滸傳》通俗易懂,情節吸引人,人物栩栩如生,又特別符合中國貧富差別大、廣大農民仇恨為富不仁的國情。我們很多將軍、士兵都是看了《水滸傳》才想到上山的。袁文才、王佐就是對《水滸傳》非常熟悉的,他們在山上實施的許多戰略乃至江湖義氣都來源於《水滸傳》。”

上將陳士榘是我軍高級領導人,身經百戰,對中國革命的認知十分深刻,他對蔣介石的這一評價可謂切中了要害!

來源:作者授權新浪歷史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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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網 / 作者授權新浪歷史刊發 / 獨家網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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