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小男人”是何時出現的

(文/騰訊文化趙瑋雯)

“上海男人原來是不做飯的。”美國馬里蘭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高崢在3月6日的哈佛大學中國兩性討論會中說道。上海男人真正開始下廚房的歷史,大約可以追溯到上世紀五十年代。高崢將當時的食品計劃供應制度與上海家庭家務分工的轉變放在一處,試圖從當時社會的一個側面來分析上海“小男人”的成因。

上海家庭婦女進入社會

在朱國棟和段福根的《上海服務市場》一書中提到,上世紀三十年代,在上海的一個普通餐館吃上一頓不錯的飯,大概需要花費28個銅錢。當時一個技術工人的日薪為210個銅錢——即便一個男人每天三餐都在餐館裡吃,花在食物上的費用也不到其薪資的40%,所以下廚做飯,對於當時的上海男人來說,並不必要。

1950年代,家庭婦女開始走出家庭,參與工作。

高崢在2013年發表的相關論文中,引述政府數據稱,1949年,上海約有200萬女性居民,其中僅17000人為工廠女工,而家庭婦女的數量則佔120萬。但是在隨後的3年中,走進工廠、學校、醫院、政府部門等處工作的女性多了4萬多人。到1958年,在職女性人數已經達到約25萬。另外,大約50萬曾經的家庭主婦也開始參加工廠勞動,如成為針織廠女工等。

當時的一份政府報告顯示,截至1960年,已有77.58%的家庭主婦走出家庭,參與到了城市工作生活中。在那時,上海的婦女就業率為全國最高。

這些數字背後,意味著工作和家務的雙重壓力。對於女性來說,這並不是一種解放。加之國家提倡”男女平等”的觀念,於是,丈夫們開始踏入廚房,為妻子分擔家務勞動。

雖然這時的家庭關係已經開始稍顯不同,但是真正的變化是從1955年前後開始的。當時國家開始禁止食品自由貿易,實行”統購統銷”政策,發行用於購買商品的各類票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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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可以買菜燒飯拖地而不覺得自己低下,他可以洗女人的衣服而不覺得自己卑賤。”(資料圖)

複雜的糧票體系迫使男人進入廚房

“上世紀五十年代,上海的許多家庭都面臨著同樣的問題:收入低、勞動繁重、糧食短缺、購物困難,等等。為了獲得更好的生活質量,丈夫加入到妻子的購物和下廚中來,是非常合理的。”高崢在論文中寫道。

1953年,中國禁止了食品的自由貿易,開始推行“統購統銷””政策以控制糧食資源。1954年,上海市政府開始發行購買大米和食用油的票證。

雖然食品計劃供應制度在全國范圍都存在,但是上海的食品應更多,體係也更為複雜。

“上海當時的食品票證系統非常複雜,多達二十餘種,必須要夫妻倆配合默契才可以買到合適的東西,”他在講座中說,”這也就迫使男人參與到了家務中來。 “當時上海發行面票、米票、肉票、蛋票、魚票、糕點票等,後來還出現了一號票、二號票。”

“憑一號票可能會買到比較新鮮的食品,如鰻魚、比目魚。但是如果你去晚了,可能就只能買到胡蘿蔔了。”食品商店也會將不同的食物適當搭配在一起,於是全家人就需要一起策劃一號票要買什麼、什麼時候去等等一系列問題。“有時候需要很早去排長隊,甚至通宵去排。這樣女的肯定吃不消,家裡的男人就要去。”

在當時,拿糧票的上海男人有兩種選擇:用糧票去食堂吃;在家裡自己做。但在食堂往往換不到與糧票數量相符的食物,於是很多年輕的上海男人在結婚以前就開始了自炊生活。高崢把它叫做“烹飪訓練”。

那麼,男人做飯、做家務的情況,為什麼偏偏在上海如此突出?

“北方冬天只供應大白菜,那你做飯就簡單了,”他說,“ 但是上海可能供應的蔬菜就有二十多種,所以這個問題就特別突出。 ”

除此之外,上海是一個移民城市,很多家庭的成員來自不同地區,飲食結構相對複雜。在這樣的情況下,下廚做飯無疑是一種更好的選擇。

公共廚房文化出現

1950年代,很多上海的國有單位,如學校、工廠,都蓋起了員工宿舍。這些條件簡陋的員工宿舍無法給每個家庭提供獨立廚房,幾家人只能共用一個廚房甚至走廊來做飯。大家一起在廚房和走廊做飯聊天,“公共廚房就變成一種文化了”。

由於上海的住房緊缺,能有這樣的住宿條件已屬不易。在這樣的大環境下,看到其他家裡的丈夫做飯,妻子備菜,新搬入的家庭也就開始順應著改變家庭分工。

“在當時,男人越來越多地為妻子分擔家務。這不僅僅是響應’男女平等’的號召,更多的是從宿​​舍生活的實際需要出發。”高崢在論文中寫道。

在受西方文化影響深遠的上海,男性更容易接受女性在外工作,也更願意為妻子分擔家務勞動。而投入到家務活中的上海男性,也覺得自己在家庭事務中更有發言權了。高崢說:“男人並不把這當成是一種屈辱,而是覺得’我顯得更能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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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廚房裡,大家會在一起邊做飯邊聊天。

改革開放後的“男子漢”標準大討論

“1978年,鄧小平開始改革開放。這一政策大力提倡男性在中國的全球化競爭中扮演更為積極而有競爭力的角色。”他說。在經濟改革中獲得了財富和權力的男人們,開始重建他們的男性地位。女性也開始尋求重新回歸家庭。

1986年,上海劇作家沙葉新在他創作的話劇《尋找男子漢》中,講述了一個大齡女青年找對象的故事。劇中的幾個徵婚男人條件都很不錯,其中有聽老婆話、會做家務的男人,但是沙葉新仍然覺得他們並非真正的男子漢。他希望能藉此呼籲上海男性恢復傳統中國男人的男子氣概,不再做一個“小男人”。

在電視劇《海派丈夫變奏曲》的主題歌裡,沙葉新這樣寫道:

“男子漢哪裡有?大丈夫滿街走。小李拎菜籃,老王買煤球。妻子吼一吼,丈夫抖三抖。工資獎金全上繳,殘羹剩飯歸己所有。重活臟活一人幹,任打任罵不還手……民族若無陽剛氣,民族怎能去奮鬥?丈夫若無陽剛氣,我的妻兒,你說是喜還是可憂?”

高崢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上海《文匯報》、《光明日報》等主流媒體及一些生活類雜誌上,“怎樣才是真正的男子漢”這一問題,曾經引發了廣泛的討論。

改革開放以後,越來越多的食品半成品和廚房電器出現,家務不再如從前繁重,頻繁的飯局也讓人們在家做飯的時間明顯減少。“好丈夫”的標準也在發生變化——“經濟能力”逐漸成為其中最重要的指標。

但在外界看來,上海男性的形像似乎已經定型。龍應台在1997年1月7日《文匯報》的《啊,上海男人!》一文中,有過這樣的描寫:

“上海男人竟然如此可愛:他可以買菜燒飯拖地而不覺得自己低下,他可以洗女人的衣服而不覺得自己卑賤,他可以輕聲細語地和女人說話而不覺得自己少了男子氣概,他可以讓女人逞強而不覺得自己懦弱,他可以欣賞妻子成功而不覺得自己就是失敗。上海的男人不需要像黑猩猩一樣砰砰捶打自己的胸膛、展露自己的毛髮來證明自己男性的價值。啊,這才是真正海闊天空的男人!我們20世紀追求解放的新女性所夢寐以求的,不就是這種從英雄的迷思中解放出來的、既溫柔又坦蕩的男人嗎?原來他們在上海。”

這篇文章刊出後,引起了軒然大波。編輯部收到了許多憤怒的上海男性的電話,他們說自己並不是如此,自己是真正的男人。

事實上,上海“小男人”只是一個符號。他們並不只是在上海,而是全國范圍內的一種現象。“就像西湖龍井,它不一定是西湖產。”高崢說。

“當然,男性參與家務程度的增加是受到政府政策鼓勵的,”高崢在講座的最後說,”但真正的原因其實是,丈夫和妻子希望能夠通過共同的努力,以有限的食品供應,獲得更高的生活質量,尤其是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陷入飢荒的中國。

”http://www.dooo.cc/2015/04/3590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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