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一天,中國不再分城里人鄉下人

本文為敬一丹新書《我遇到你——30年央視奮鬥,30年社會變遷,30年百姓故事》獨家連載第一篇。今年4月,60歲的敬一丹從央視退休,寫下回憶性文字,回顧自己在央視“焦點訪談”“感動中國”“一丹話題”等的歷程,而這,也是見證中國百姓共同關心的重大事件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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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覺,我們身邊多了些飄著的人。街上的修鞋匠,家裡的小保姆,建築工地上的民工,流水線上的打工妹,他們在城裡打著工,做著生意,正在和這個城市發生各種各樣的聯繫。但,他們的根在哪兒?根——戶口在老家,在鄉下。而沒有戶口,往往就失去很多東西,比如,平等、待遇、尊嚴。

沒有根,他們飄著,成了邊緣人。邊緣人多了,聚在一起,形成了邊緣人的群體,浙江村、新疆村、河南村,這成為90 年代引人注目的現象。我去浙江村採訪,看到的情景很獨特,一家家老小擁擠在出租房裡說著鄉音,勤快地在小作坊做服裝,熟練地奔走在王府井、西單。不是城市,也不是鄉村,人們在邊緣狀態存在著。

戶口,是個什麼?

從小,我第一次知道戶口給人帶來的差別,是從我家農村親戚那裡。那時,我姥姥的娘家在黑龍江一個叫“三排七”的村里,常有親戚來哈爾濱,多半是看病。我姥姥說:“你看菊花子穿的衣服,借了半個屯子,棉襖是老張家的,褲子是老李家的,鞋是老王家的。”

“他們咋那麼窮?”

“他們是農村的,是農村戶口。”

姥姥說不出為啥戶口不一樣。

後來我去了“三排七”。那是“文革”中,學校停課了,我父母隨時可能受到衝擊,姥姥就帶著我和弟弟們去了那裡。臨走的時候,我媽給我帶了一本我爸的舊蘇聯書,書名和作者名都很長。我媽說:“那兒沒手紙,這個,你們上廁所當手紙用。”

“那,他們用什麼?”

“用苞米秸啥的。”

那確實是另一個世界。那裡有很多舅姥爺,每個舅姥爺家都有很多小姨小舅。舅舅們看到我帶來這樣一本書,你撕幾張,他要幾張,把一本書給分光了。他們說,我們沒有捲菸紙。於是,這本流落到村里的蘇聯書就成了中國農民的捲菸紙。

我的小舅小姨們多半沒有我大,他們的名字叫小囤兒、二倉子,小眼睛兒、小邪乎、滿桌子——意思是她是家裡老四,炕桌有四邊,生一個孩子坐一邊兒,到了老四,滿桌子了。

我問:“你家的鍋咋生鏽呢?”

“沒有油唄!”

睡覺時滿滿一炕都是孩子,舅姥挨個點一遍,缺了再到處找。在那裡,我聽到一個詞——“旱”。舅姥爺說:“今年旱,沒啥吃的。”在城市,只說下雨、天晴,從來不說“旱”,從來沒想過天不下雨人會怎樣。

那個夏天,我有了難得的經歷,我知道了小舅小姨們的日子不一樣。

後來那些年,姥姥常常帶來三排七的消息。那裡一直很窮,我逐漸看懂了戶口對人的不平等。

農業戶口、非農戶口,從50 年代開始實行這種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就把人分成兩大塊。專家說,把戶口分得這麼清清楚楚的,全世界只有三個國家:中國、朝鮮、貝寧。

初次聽到這個信息,我有點受刺激。而接下來聽到的故事讓我感慨。中國社會科學院韓俊一直致力於農村發展研究,他對我講了他家的經歷。

他從小在農村長大,父母兄妹都是農村戶口,後來因為落實政策,全家農轉非。父親一生中最高興的事有三件:第一件是1949 年解放;第二件是1979 年兒子上大學,上大學就意味著身份變為城里人;第三件就是全家農轉非。農轉非以後,命運發生很大轉機,周圍的人們非常羨慕。有意思的是,後來,弟弟找了個女朋友,是農業戶口,已經告別農村戶口的家人心裡有點不舒服。後來,女孩準備花上一萬元買一個戶口。這時,韓俊不僅作為哥哥,同時作為學者,心情不同了,他沒有一點輕鬆的感覺,反而覺得格外沉重。

這個經歷,像一個故事,一個樣本。農轉非,僅一字之差,可一字千金。長期存在的城鄉二元戶籍管理制度造成城鄉戶籍之間諸多待遇差別,帶來阻隔,帶來鴻溝。《一丹話題》裡講的這個故事可能會讓很多有相似命運的人想到自己。我更期​​望的是,對森嚴壁壘的戶籍制度做一番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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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俊不但會講故事,更會講道理。他對人口的流動、戶籍制度的改革談得入情入理:

對邊緣人現象,不能單純地從市民、城市的角度看,更不能從部門的角度看,應該從全局的角度來看。

一個國家的歷史,就是人口不斷流動的歷史。沒有人的合理流動不可能有完整意義上的現代化。

面對強大的剩餘勞動力的洪流,圍追堵截,無濟於事,但不能放任自流,要逐步有序化。

將來要對人口實行開放式管理,採取漸進式方法改革。

在人口流動性越來越強的情況下,如果仍用舊的戶籍制度來進行封閉式管理,邊緣人,這種處於管理真空狀態的人會越來越多,這才是將來社會不穩定的一個重要因素。

現在迫切需要製定一部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目標相一致的新的戶籍管理法。

這些話是19​​94 年講的,20 年後再看,我們想到了什麼?

當初我找韓俊做嘉賓時,曾打了一圈電話。先是從報紙上看到他的一篇文章,很有共鳴,於是記住韓俊的名字,找報社,找主編,找責編,找社科院,找辦公室……終於找到了。

我說:“韓老師……”

他說:“別叫老師,我比你小。”

這位年紀比我小的嘉賓相當成熟,在話筒前說話準確流暢到位,又接地氣又前瞻,很有質量,攝像和技術把他評為“最上鏡的嘉賓”。

在三期《邊緣人向我們提出了什麼》的最後,我很感慨:如果有一天,我們國家真的成功地進行了戶籍制度改革,那時候,就無所謂城里人、鄉下人、邊緣人了,“邊緣人”這個概念也就離我們遠去了。那時的中國,從歷史意義來說,在社會進步方面就往前邁了一步。這種進步,不僅體現在社會和經濟方面,恐怕更多地體現在人的進步、人的完美方面。

那時候,“有一天”是多遙遠的未來啊!在1994 年,我踮起腳,遙望著,未來可能發生什麼?我們可能遇到什麼?

遙望,也許是人的天性,從猿到人,我們的祖先站起來後的第一個動作也許就是遙望,於是,發現大地、大海、新大陸,發現世界。而對一個媒體人來說,遙望是一種能力。也許我的視野受限,也許我的視力不足,但我至少有遙望的慾望。我不奢望自己有多少前瞻能力,但我至少不允許自己把目光局限在眼前。好在,借助於那些有識之士,那些真知灼見,使得我能夠遙望。

20 年過後,2014 年夏天,一則重要的新聞傳來:戶籍制度進一步改革,將建立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制度,切實保障農業轉移人口的合法權益。有了時間表,有了路線圖,戶籍制度改革,不再是遙遠的事。

我欣慰地想,20 年前遙望的那一天,近了。

http://www.dooo.cc/2015/04/3604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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