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應避免過早“去工業化”

2014年,中國新增就業人口達到1322萬人,為2000年以來最高;也正是這一年,GDP增速放緩至7.3%,為1990年以來的最低。這一組從經濟學上看來頗為矛盾的數據卻讓學者、官員們欣慰不已。這被看作是,中國經濟逐步從製造業主導向服務業為主的典型表現——相比以前同樣的增長速度能吸納更多就業,從而在經濟下行區間內就業亦能穩步增長,這在某種程度上意味著“經濟轉型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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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就業不斷向好的情況下,我們也應該認真思考另外一個問題:過早去工業化(de-industrializa-tion)是十分危險的。這一方面造成巨大的效率損失,另一方面降低了全社會勞動生產率的平均增速,可能是經濟結構拉美化的信號。一旦成為趨勢,會增加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

從行業間生產率差別的角度出發,服務業代替第二產業成為創造就業的主要拉動力實質上是一個低生產率部門代替高生產率部門的過程。根據最新數據顯示(2013年),第二產業的每單位勞動力創造的產出約為11.1萬元人民幣,相比之下服務業單位勞動力的產出為9.3萬元,大約是第二產業的83 %左右。

目前關於服務業的普遍觀點往往僅看到了同樣的產出條件下,服務業吸納的勞動力比第二產業更多,卻忽視了同樣的一個勞動力,在服務業所能創造的價值僅為他在第二產業就業的80%。2014年底公佈的第三次經濟普查數據顯示,2013年底製造業在二產和三產全部從業人員佔比為35%,比2008年第二次經濟普查時期下降了3%,同期服務業佔比上升了3.5個百分點至46%。當服務業逐步替代第二產業的份額成為拉動就業的動力時,這期間的經濟效率損失也是巨大的。

更重要的是,從長期來看,當資金和勞動力湧向生產效率較低的部門(即服務業)時,全社會勞動生產率的增速也會逐步下滑,累及到經濟的長期增長。2008-2009年經濟危機之後,隨著服務業在GDP中的比重節節攀升,直至超過第二產業成為國民經濟中的第一大產業,單位就業人口創造出的GDP​​(可視為勞動生產率的近似指標)也由每年17%的增長降至10%左右。而根據經典經濟學的增長理論,生產率、勞動力和資本是決定經濟長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勞動生產率增速的降低不利於經濟的長期增長。

事實上,當經濟增速放緩,服務業並不能長久獨善其身,依靠服務業的一枝獨秀來扛起創造就業的大任也是不可持續的。

相對於以製造業為代表的第二產業來說,服務業抗衝擊彈性要更大一些。在經濟下行趨勢明顯的時候,工業往往是最先受到影響的。但是,工業需求的薄弱終將會影響到對服務業的需求,畢竟一大批生產型服務業企業是以向工業企業提供所需的服務來維持運轉的。而且,對於非生產型服務業來說,工業生產下滑帶來的勞動者收入減少,他們購買服務產品的能力也會受到約束。總體來說,產業間的相互聯繫終將會把工業的疲軟傳導至服務業。

大量經濟學文獻從理論、實證等方面闡明了過早去工業化對經濟帶來的危害。經濟學家羅迪克(Ro-drik)在2013年曾指出,大多數順利完成工業化的發達經濟體在工業化進程中製造業僱用的人員都一度高達勞動力總量的30-40%,而過早去工業化導致很多發展中國家,人均收入水平永久性處於低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另一名經濟學家皮珀(Pieper)在2007年就指出,通過比較研究多個發展中國家的數據發現,惟有工業的擴張才是與就業和生產率的增長有長期正相關關係的,整個經濟的生產率提高絕大部分是靠工業部門來帶動。

匯豐的研究也發現,在考慮到經濟發展水平(即控制了GDP的增速)之後,服務業佔國民經濟中比重的上升對就業的促進從長期來看並沒有顯著的影響。此外,皮珀還發現,在拉美和非洲一些國家工業在經濟和就業中的比重降低的同時,也伴隨著這些國家生產率的下降,導致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經濟學家費利佩(Felipe)和瑞伊(Rhee)都認為,要維持經濟的長期增長,製造業必須在國民經濟中佔有一定的比例。他們測算要成功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製造業比重至少要佔國民經濟的20%左右。換言之,低於這些閾值的經濟體,收入也會低於相應水平。

發達國家的經驗也說明,大力發展以製造業為代表的工業對維持經濟增速十分必要。較早完成工業化進程的國家,例如英國在一戰時期製造業就業一度占到全民就業的45%,即使到了上世紀70年代,製造業就業仍佔英國全民就業的三分之一左右。再比如一些較晚去工業化的國家,如韓國在經濟騰飛的階段——1970年代的開始製造業在全民就業的佔比從15%一路飆升到上世紀90年代的30%左右。同樣再看反面案例—印度。印度一直是發展中國家中以消費和服務業為主導發展模式的典型代表,上世紀90年代初印度的國民收入水平比中國高30%左右,而到2013年中國的國民收入是印度的4.5倍。

反觀中國,當前製造業就業在全民就業的佔比大約是15%左右。同時,中國勞動力佔全球近五分之一,而出口僅佔世界的12%。借鑒那些成功完成工業化進程、順利擺脫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經驗,製造業至少還應該有十年的發展空間。經濟危機後全球需求的萎靡的確拖慢了中國工業化的進程。

此外,經濟下行時期內需疲軟和高企的融資成本也對製造業為代表的工業發展產生了額外的困難,但是不能因此就偏離了工業化這條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熟路徑。全球的總需求我們無法控制,完全可以在機械設備、智能手機和基建等領域主動爭取市場份額。

當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導致很多大型製造業企業將生產中心從中國外遷至東南亞國時,“中國製造”仍可以向上述更高附加值的產業進軍。中國勞動力的質量和技術仍在發展中國家中首屈一指,2010年中國15歲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為8年,相比其它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柬埔寨為4.8年,印度為5.2年,越南為6.34年。

實際上,即使是世界一流發達國家美國仍在在孜孜不倦地強調發展製造業對國民經濟的重要性。作為一個人均GDP尚不足世界均值的國家,中國在大力發展服務業的同時,還應該重視和扶持製造業。製造業是傳統上的“扶梯行業”,它能最快地吸收新技術,促進勞動生產率的發展,這些優勢是服務業無法比擬的。因此,我們認為,過早去工業化是禍不是福。

本文作者為匯豐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屈宏斌,微信公眾號“屈宏斌環球宏觀與金融研究”6月10日刊載本文。

http://www.guancha.cn/economy/2015_06_12_323130.shtml

【觀察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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