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錦鉉:青年的訴求是“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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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激進、反叛的年輕人,對政府有一種先天性的不信任,無論你做什麼,跟他說什麼,他們都不願意聽,只知道喊口號。這是香港現在面臨的最大問題。

 香港青年的心理落差

香港回歸後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沒有經歷一個“去殖民地化”的過程。香港成為英國的殖民地一百多年,但回歸後,什麼東西都原原本本地被保留下來。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教育,回歸前後的教育體系和教育內容,基本上沒有任何變化。

在任何國家,國民教育是“去殖民地化”的一個最為關鍵的方法。但這方面香港遲遲沒有作為。更糟糕的是,特區政府還把中國歷史教育從必修課中剔除掉,​​將中國歷史置於世界史或者綜合人文科之下。這樣雖然便於學生橫向比較,但在香港的思潮和語境之中,把中國歷史當外國史來教,反而加深了中國作為“他者”的一層印象。

一般社會並不存在“去殖民地化”的問題,沒有民族認同危機和壓倒性的外國文化滲入,所以民族認同的建立不必仰賴一門歷史課。而香港的情況恰好相反。過往香港的中國歷史教育,是非常西化的教育。國民教育是成長環境之中唯一提醒大家“我是中國人”的時刻,而如果把中國史置於世界史、一般人文科目之下,就連這樣的時刻都失去了。我認為這是當局需要檢討的。

之前,香港還有一門課必修課叫《通識》,教師可以根據大綱,自行選擇教材。部分教師為了進行批判式教育,常常選擇一些批評性的文章,說政府這也不好,那也不好,最後變成了批評式教育,將偏見傳遞給學生。這等於是扭曲了《通識》教育的初衷。

香港不少年輕人對政府缺乏信任,民生壓力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對很多香港青年來說,買房是一個很奢侈的事情。我2000年大學畢業時,月收入是1.1萬港幣,現在大學畢業生的收入還是這個數,15年間基本上沒有變。可反觀消費,通脹很厲害,以前中午一頓工作餐是20港幣,現在需要50港幣,翻了一番還多。當然,這不一定完全是政府的責任,但結果就是,很多年輕人把矛頭對準了政府。所以,一些激進思想很容易在他們中傳播,找到土壤。

另外,近些年內地發展速度大大超過香港,導致部分年輕人的心態不能平衡,加上媒體的渲染,在心理上形成了很大的落差。這種心理落差,在消費水平方面表現最為明顯。過去是我們到內地去消費,現在基本上是內地來香港消費,而且無論是買高檔的奢侈品,還是日常用品,都是比較大手筆的。這些年輕人都看在眼裡,心理肯定會不平衡。

尤其是這幾年,內地一些城市的收入水平提高很快,與香港的差距越來越小,有的城市同等職位或者同等學歷的薪水,甚至已經超過了香港。這對香港年輕人來說是很難接受的,因為他們感覺香港畢竟還是一個國際城市,為什麼收入這麼多年沒有提高?

  讓年輕人參與政策制定

針對青年的問題,有人提議,效法當年“六七事件”之後港英政府的做法,舉辦活動吸引年輕人。我認為,首先物質條件已經不可同日而語,當年搞舞會,今天可能要送iPhone,實在說不過去。而且,當年的運動中,參與者更多屬於社會基層被生活壓迫的青年,而非今日有父母好好照料的青年學生。政府不應該急於送禮物、派糖,而應當先摸清他們的訴求是什麼。

有人說,青年學生的訴求是房屋需求;也有人說,是他們向上的路不被阻塞。這兩種說法最普遍,不能說不對。但我認為,青年的訴求是“參與”。我們必須承認,時代不同,環境不同,思想不同。簡單而言,今非昔比。公民社會,講的是公民參與。

台灣九合一選舉剛過,台北市柯文哲未必是一位稱職的市長,但他做對了一點,即推動公民參與,滿足了新一代,讓新一代參與其中,參與政策制定。我相信,就算特區政府能滿足青年房屋、向上發展的需求,若不能讓青年參與其中,他們還是會不滿。他們不喜歡被俯視,喜歡平視。我們應該用青年的心態做青年事。

老實說,年輕人對社會有些意見,是很正常的,我們大家都是從年輕人過來的。他們對社會有意見,對政府有意見,那我們就要傾聽他們的聲音,不僅是聽,而且要讓他們真正去參與其中。過去搞些諮詢會,叫年輕人過來說說意見,就表示聽了他們的心聲。我認為,這只是門面上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在香港不同的委員會裡面——不論是青年委員會,還是其他委員會——都要有他們的聲音。也就是說,吸納他們進入這些委員會。

現在,香港各種委員會中,除了民政事務局下的青年事務委員外,其他的都看不見年輕人的身影。很多人以年輕人缺乏社會經驗為由,將他們排除在外。其實,吸納他們進去,不僅可以聽到年輕人的聲音,而且能夠為香港的未來,培養治港人才。人才是需要從小培養的,你不能等青年有了社會地位,才讓他們進去。

有人擔心青年會把不理智的聲音帶進去,其實大可不必這麼想。因為委員會不是只有他一個人,還有很多人嘛。相反,他在裡面可以感受到,政策決定需要考慮很多東西,不是光在外面喊口號就可以搞掂的。

我過去也寫過文章批評特區政府,認為他們這也做不成,那也做不成,很無能。可等我進入區議會後,才發現事情並不像原來想的那麼簡單。一項政策的推進,需要多方面的配合,而在推進過程中,協商、妥協是不可避免的。

比如,有市民要求區圖書館的開放時間延長兩個小時,區議會也通過了,但由於沒有額外的撥款,延長後產生的電費、水費、員工薪水解決不了,這個事情就一直沒法落實。後來,我們通過多方協商,想了一個辦法,把區圖書館的書借到社區圖書館,再招募一些義工到社區圖書館服務,這才滿足了市民延長閱讀時間的需求。你說,這是喊口號能解決的嗎?

  治港人才不足

在港英時代,一切重大的問題香港都沒有決策權,權力歸於港英當局,香港只有行政權。所以,我們常說,香港有一支非常廉潔、高效的公務員隊伍,對此感到自豪。但回歸後,特區政府需要自己制定政策,這就凸顯出治港人才的不足,而這些人才都不是三兩年可以培養出來的,需要一個很長的過程。現在,香港正在經歷這種過程。

2001年,我和幾個朋友一同創立了“城市智庫”,那時我剛25歲。當時我們提出的口號是“治港人才,來自智庫”,相信未來只有政策來源及推動都由智庫擔任,香港才有出色的治港人才。坦率地說,這個口號在那時並不太受歡迎,因為很多人覺得你們這麼年輕,連毛都沒長全,怎麼敢自稱智庫,太囂張了。

智庫在國外十分常見,但在香港卻不算蓬勃,特區政府對智庫的發展一直不夠重視。我們之所以成立智庫,就是發現不少歐美國家的政府領導人、政策制訂者都與智庫組織有一定關聯,智庫是人才的來源,很多政府官員都來自智庫。因為他對某一項政策很熟悉,從頭到尾跟進,所以一進政府部門,很快就可以上手,成為合格的官員。

而香港回歸後,特區政府很多官員都是外來的,對政策不了解。他可能在某個行業做得很好,但行業的成功人士不代表就能勝任官員的職位。

回歸後,中央提出“港人治港”,那麼就意味著你不僅要治,而且要自己去醞釀、去製定政策。這都是一個很專業的​​過程。回歸這麼多年的一些表現,說明我們缺乏治港人才。

最後,智庫還可以幫助政府宣傳政策。老實說,政府在這方面做得還很不夠,一些政策制定得很不錯,但由於要么沒有宣傳,要么宣傳的方式有問題,最後總是得不到民眾的認可和支持。

不過,“城市智庫”這些年的發展並不順利。儘管我們發表了很多文章,出了幾本書,有些建議也被政府所採納,但總體上看,發展還是很緩慢,主要是尋找支持很困難。不過,我們不會放棄,起碼這個方向是正確的。

年輕人有理想,有想法,香港未來的發展離不開年輕人,尤其是出色的治港人才。我相信只要我們認准青年心態,用青年的心態做青年事,一定能夠給香港一個美好的未來。★

 洪錦鉉:香港特別行政區觀塘區議會議員,民建聯中常委。1976年出生於福建,上世紀80年代隨父母移居香港,畢業於香港理工大學。畢業不久即創辦“城市智庫”,提出“治港人才,來自智庫”。後從政參加選舉,並於2007年11月當選觀塘區議員,一直積極推動中港融合。

http://m.inewsweek.cn/news/news_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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