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研究所的外籍生:台灣教育方式真的很「傳統」,但四年後我卻深受啟發

文:畢靜翰

Tomas Lukin, left,  Armend Derstepaniam, center, and Angeles Ascasubi attend a Chinese language class at Buenos Aires University, Oct. 18, 2005. Several hundred people who work in importing companies began studying Chinese after China's president swept through Latin America one year ago with big promises of trade deals and investments. (AP Photo/Daniel Luna)

Tomas Lukin, left, Armend Derstepaniam, center, and Angeles Ascasubi attend a Chinese language class at Buenos Aires University, Oct. 18, 2005. Several hundred people who work in importing companies began studying Chinese after China’s president swept through Latin America one year ago with big promises of trade deals and investments. (AP Photo/Daniel Luna)

我是來台灣念研究所之後才發現,原來台灣的學術界與美國的很不一樣。

申請念研究所時, 我傻傻的以為,台灣的教授只不過是會講中文的美式Professors,也以為台灣的同學會跟美國的研究生一樣都是口若懸河、滔滔不絕,不斷的與教授在互動與辯論,進行很精彩的學術鬥爭。

當然,在台灣開始上課之後,我就發現這種情形在台灣非常難得遇到,所以當時的我,真的是千萬種的不習慣與不悅。

在美國,教授與學生之間的關係通常很平等,基本上兩個人都會從「兩個成人」在互動的基礎開始講話,教授與學生都知道,他們的想法不可能100%一致,因為大學會刻意讓生活背景及價值觀不同的學生進來念書,教授們都知道(也喜歡)班上會有很多衝突,而且教授自己的想法怎麼能跟一大堆年輕人一樣呢?所以上課基本上是教授與學生提出自己的想法,然後試試看誰的論點最強。

甚至有很多教授,會故意在學生當中「挑撥離間」, 然後等到快要下課就宣布自己的想法,同時也會點出哪個同學的哪個想法比較有趣或有創意,也會評評誰的想法比較不完整,可以回去參考哪些資料補充補充。

當然,很多學生還是會堅持自己本來的想法,甚至會向教授說:「我覺得你是不對的」, 但這樣的行為不會讓他們被列入黑名單,只要他們可以跟教授說出個道理來,那個教授會很喜歡他們。

美國的很多教授有個想法 —「其實重要不是學生真的有沒有同意我的想法,重要的是學生可以看看資料,然後立刻說出一個有邏輯性的論點。」

我曾經有個同學,在塞滿著三百多學生的大廳裡,當她聽到某個有名的哲學系教授說她覺得很沒道理的論點,就舉手打斷教授的話說:「我不同意!」 然後這位教授就開始跟她進行很激烈地辯論。

從台灣人的角度,我覺得這件事情最有趣的點應該是,她那門課最後也是拿了個A+,我自己當年也是天天都去抨擊同學的想法,也天天被抨擊,寫論文、寫考題也是針對教授們,刻意看看能不能挑釁他們,從不寫標準答案或重複教授的話,而剛好相反,刻意挑起衝突。

回想到當時自己說的話、寫的論文,大部分都是不對的,而且恐怕我也這樣跟教授與同學們這樣「玩了」很久才回到比較正宗或接近真實的想法,但這些「真實的結論」一個一個都是我自己摸索出來的,而不是別人灌給我的,因此我學到的東西是我自己的,而不是跟別人借來的想法與論點。

很多台灣人,如果可以看到那個過程的話,可能會覺得這只是一班的學生在嘴砲罷了,但其實事情並不是如此,美國的那種小班的研討課程的目標本來是透過一種演化論般的過程,訓練大家的思考能力。

對於資料的部分,上課的時後教授不會把這些講出來,該看的資料、該讀的書都要在家準備,如果沒看過的話,在討論的過程中,教授會注意到,然後記在心裡,給你低分。

所以我剛來台大的時後,因為台灣的學術界不是我所習慣的,更不是我所期待的,我就很不開心,一兩個學期過去了,我也變得天天帶著很負面的情緒去上課。

大部分中文所的課程都是在某個小小的會議室教的,這個會議室是很狹窄,莫名也當了系所的書庫,牆壁都放滿了書櫃,書櫃都塞滿了書籍,書櫃前面也堆滿書與雜誌,還有一排椅子,中間有個大方桌,桌子下面也放滿了書籍。

所以上課時膝蓋會一直碰到老箱子,在會議室的前面有個黑板,旁邊有個窗戶與快要死去了的空調,這空調我剛來的時後,都以為快要換了吧,因為每次上課它的嗡嗡聲大得無法忍受,雖然教授就是坐在桌子的對面,大家偶爾難以聽見他的話,而且這奧妙的空調只有兩個設定:冰河時期與微波爐。

基於台北位於熱悶悶的盆地裡,冰河時期是大家默認的模式,但這組空調從第一年一直到最後都沒換,掛在上面的螢光燈的燈泡也似乎很久才換一次,所以會議室一直給我一種很奇特的感覺:一個非常吵、非常冷、非常暗,也非常狹窄的封閉空間。

台灣教授上課的方式很傳統,中文系的老師更傳統,然後台大中文系的老師就最傳統,這個「傳統」是什麼意思,我也不用多解釋吧。

從第一堂課開始,我立刻感覺到,教授跟我的level就差很多 — 教授高高在上,教授是老師,我卻是個有所不知的小朋友,一個學生。

本來以為可以在任何的情況下自由地發揮很快就懂得閉嘴,每個教授說的話,我跟其他的同學一樣,一直盯著看老師,一直聆聽老師,也一直搗蒜般的點頭 — 我變成了搖頭娃娃。

一般來說,老師們很少問學生的意見,所以從開始上課到快要下課,都會一個人講話,也常常會離題,講自己課外的事情十幾分鐘。

因為這樣一直講話也有點困難,所以有些老師會叫學生念文本或講義,也會有些老師叫大家寫一個報告,然後上課的時間就是聽某位同學把自己的報告朗誦出來。

這種行為有時候會頗為誇張,甚至我曾經上過某個老師的課,他自己幾乎都不上課,也不準備講義,他就是乾脆把題目交給同學,讓學生去準備報告,所以一整個學期就是聽同學朗誦自己的報告,而且這種報告都會有很多錯誤的訊息,也不會提供很完整的資料,所以對我來說,我很難說我當時是無聊多一些或糊塗多一些。 反正,這就很傳統吧— 超級!

不過有趣的是,這種上課的方式基本上已經正式的被學校淘汰了,每個研究所的課程都是「美式的討論課」,很多教授偶爾會提到這件事情:

「現在我們是…討論課的模式…大家有什麼意見嗎? 沒有…? 那…下課吧。」

「系所現在要求大家都要發自己的意見?沒意見?好吧。」

「上課的時間還剩下四分鐘…我們該來點討論吧。」

那聽我說這麼多,你是不是開始覺得,我非常痛恨這種上課的方式?確實,我不會輕易再次參加這種教學制度,但經過四年的傳統教學,我慢慢地開始發覺,這個過程其實有給我不少的啟發。

我史記研究的教授從第一天就讓我印象非常深刻,他每次來上課,都會剛好準時到,走到桌子的前面,把椅子拉開,又把一個濕毛巾拿出來,擦擦擦桌面,這個過程結束了才坐下來開始講課。

他上課的方式,就是非常認真,他史記裡面的每個紀、表、書、世家與列傳,都辛辛苦苦的準備了一份講義,講義又非常細膩,講義與講義之間又有關連,內容也很豐富,然後他每個講義都會自己念給同學聽,或讓同學輪流念。

這個教授基本上都不講題外話,但有一天,他正在念講義時,突然把講義放下對大家說:

「有些人很怕自己的妻子或丈夫一直懷念過去的情人,所以會要求自己的配偶不要跟那個人有任何的接觸,當然有時候,這會讓配偶更想要去找過去的情人,所以這個想法非常錯誤的。」

我們都莫名的看著老師,等他繼續。

「你的配偶一旦有這種想法,就立刻讓他們去見個面吧,我告訴你們,在腦海裡的那個情人,一定是個非常美、非常帥的青少年,但現實世界的那個情人都已經胖了,也可能是禿頭了,他們一旦看到了過去的情人變成了這種老人,就會放棄這個念頭。」

老師停頓了一下,似乎在想什麼事情,然後加上了一句話:「不過總是有例外,嘿, 嘿, 嘿。」

有趣的愛情解說之外,從西方人的角度,這個過程很奇怪,為什麼我不能在家裡看?為什麼要在課堂上聽人念講義?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但上了兩個學期這教授的課之後,我就懂了:其實停下來,不講話,聆聽別人的想法,還有古人的話,也會給人很多新穎的啟發,而且會鞏固學者的專門知識。

如果沒有仔細針對過,古書的很多段落,很容易看一下就給忘卻了,但當有人迫使你一直聽、一直聽,也不要求你說出任何自己的意見,你就開始懂如何「接受知識」還有「細看文本」。

我後來年年都去上這個老師的課,我也開始懷疑,是不是我之前在美國太愛聽自己講話,太自以為是,同時實在太無知了?當每堂課都塞滿了我從沒看過,但都非常重要的訊息時,我就開始覺得,站起來說話前,我真得應該先把文本與歷史背景搞清楚,不再去白打嘴砲戰。

碩二時,我去上了當年系主任的課程,這位教授的思考方式非常西式,跟其他的教授比,我想她比較能夠懂我的困境,可以用外國人的角度去聽我想表達的意思,但我也發現,她的研究方法也相當傳統的,她不會像很多西方教授忽視文本或突然天馬行空,用現代人的思緒套古代人的話,我覺得結合了很多西方與東方的特點,也用了很敏銳的智慧進行文學研究。

因為我上了她的課,我就體會到了,西方與東方的研究方法及態度本來不是一定要用二分法去看,我那麼不愉快,那麼不願意接受,其實是個很浪費的思考方式,我本來就是兩邊的好都要,而且我意識到了:什麼是好,什麼是壞,其實不是我以為的那麼清楚。
在我上這位教授的課期間,發生了兩件讓我更懂這個道理的事情。有一天,教授跟大家說,某某有名的美國中文教授要來台大開研討會,所以請同學都一定要來參加,剛好,這位教授是我在美國認識的,我也相當喜歡他,也喜歡他寫過的書籍,所以我當天就早早的飛到文學院占了一個位子,準備好很開心的聽這場非常難得的演講。

演講果然很精彩,但離開了會場之後,沿著耶林大道走回宿舍時,我聽到了三個本地的台灣同學批評這位教授:

「我覺得他講得很浮誇。」

「根本沒什麼內容。」

「只是耍耍嘴皮子。」

「真的~~」

我默默的在後面聽他們講話時,我看到了我剛來台大的任性,那種堅持自己習慣的教育方式,貶低與自己不一樣的人與想法的衝動,我看到了這種從另外一個角度的負面態度,然後覺得很厭煩 — 對他們、對自己。

那年有一個來自美國常春藤盟校的交換研博士生,他跟剛來台大的我一樣,對中文文學很感興趣,很會講話,但其實古文底子很弱,不過他有了一個很特殊的身分— 一個來自美國Ivy League研究所的博士生。

所以他講的話,就算是很怪也非常錯誤的,老師也不會說什麼 (反正他幾個月就要回去了), 同學們也不會說什麼 (畢竟他有那種身分,他們不好意思太直接說什麼),但既然如此,有不少人偷偷的翻白眼。

有一天,老師請他介紹他的博士論文題目,他講了幾分鐘之後,全班同學都糊塗了,基本上,他想把某位法國的作者與杜甫的詩連在一起比較比較,也算是一種研究計畫。

但已經經過快三年在台灣的我,雖然比其他的本地學生能夠懂他想幹嘛, 同時也開始用比較台式的想法去看這種研究,一來這個傢伙不會法文,二來這個傢伙沒看完杜甫的全集,更何況去看杜甫的那些不同印刷本或怎麼樣,他文言文的底子也不好,所以我當時真的想把一本書丟他的頭,說: 「你到底在搞什麼鬼東西啊你,別再胡扯!」

但我那天回家之後,開始想想這些事情也就承認了,我當年也是那般荒謬,那樣令人想翻白眼。

既然我在台大的很長的一段時間,是個讓人想翻白眼的人物,有一個老師一直不會對我翻白眼,也對我很好—我的導師。

我的導師其實是個非常開明的老師,他真的會去問學生的想法,也會記得學生的論點,會跟同學們進行討論,而且從頭到尾態度都很友善,也不會給人那種高高在上的感覺。

他就是那種比「傳統」還「傳統」的老師,不是那種朱熹之後的死板儒家傳統,而是孔子與孟子跟徒弟一起討論,一起分享智慧的那種更古老的制度。

從很久以前認識他到現在,我對我導師的評價就是,他真的很像孔子! 他很尊重別人,知識豐富到不行,也很會辯論,對各式各樣的議題都有研究與想法,同時他不會小看別人,不會驕傲, 也不會用老師的身分來壓著別人。

這跟其他的教授的傳統師生關係、高下分明的階級意識教學不一樣,也跟西方人吵來吵去,非常平等的教育方法有所不同。

我導師確實是個比我們聰明很多, 一個比我們學生學問大很多的人,我們也都願意承認老師的話非常權威的,但這個感覺與平等不平等就是沒有關係的,老師不會假裝他跟你一樣無知,但他學問比你大這件事情,不會讓你跟他無法進行溝通或聊天。

我現在無法在西方的學術界混,因為我覺得他們很多時候懂了太少才去宣布自己的「權威的研究成果」,但我也不太能在東方的學術界過日子,我畢竟那麼愛講話,也有點憤世嫉俗的傾向, 但我同時也知道,這裡的教授的知識難能可貴,可以聽到老師們講話本來就該閉嘴聆聽, 不該插嘴搗亂。

所以我最後採取了一個道家的措施,決定靜靜無為,自己看古書,自己想想裡面的意思—這樣我已經很滿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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